91暗网

4月4日，91暗网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6年第一季度）在京举行。

本期论坛由91暗网 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91暗网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联合主持，聚焦“务实奋进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自国内政界、学界、企业界著名经济学家高培勇、王一鸣、毛振华、黄益平、缪延亮、于泽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联合解读。

论坛第一单元，91暗网 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代表论坛发布题为《务实奋进的中国宏观经济》的CMF季度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新特点与未来展望

二、打破经济循环堵点的突破口——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分配体系

三、政策建议

本报告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一季度经济全面向好，实现开门红。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需和政策推动下基建投资回暖。即使考虑到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全年经济可以保持平稳运行。

第二，当前中国经济周期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特征，表面是经济循环中存在堵点，例如总需求传导不畅。深层次看，是资产化发展模式走到了极限，导致的资源错配、存量债务等问题限制了各类主体支出和未来预期。纵观各种可能转型道路，最为合理的是以创新为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分配体系。

第三，未来要紧紧围绕这条主线，适应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特征和国际不确定性新情况，建设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新思路实施好宏观政策。短期内保持宏观政策力度，进一步提升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优先级；中长期需顺应从“做大资产”模式向资产运营模式转型的大趋势，以营商环境为核心，以全国性资产交易市场建设为突破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存量资产运营效率，为“十五五”宏观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一、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新特点与未来展望

维度1：外需和政策推动基建支撑开门红

尽管3月份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但结合1-2月份数据综合判断，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该结论的两大判断依据如下：首先，据测算，一季度经济增速预计可达5%以上，若3月份表现理想，一季度增速有望达到5.3%；其次，价格作为核心的经济景气指标，1-2月份以来呈现平稳回升态势。

在价格层面，以2月份为例，多项价格指标创近年新高。尽管存在错月因素，但背后也反映出价格运行的新机制。2026年2月份，全国CPI涨幅环比由上月的0.2%扩大至1.0%，为近两年来最高。服务价格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54个百分点。同时，外部冲击对价格影响有所显现，受国际金价上行影响，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上涨6.2%；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对能源价格影响传导作用显现，国内汽油价格上涨3.1%，两项合计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12个百分点。从同比来看，春节错月叠加消费需求恢复影响，全国CPI涨幅由上月的0.2%扩大至1.3%，为近三年来最高。服务价格上涨1.6%，涨幅比上月扩大1.5个百分点，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75个百分点。

2月份，核心CPI同比增长1.8%，创下了2023年以来新高。1-2月份CPI累计同比增长0.8%，创下了近两年新高。与此同时，全国PPI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5个月上涨。国际有色金属、原油价格上行拉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算力增长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进而推动价格上行。从同比来看，全国PPI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5个百分点，已连续3个月降幅收窄。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释放新动力，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助力部分行业价格同比企稳回升。

“开门红”的核心逻辑需聚焦总需求端。第一，当前需求端的主要支撑因素仍然是出口。尽管存在错月效应，但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3%，增速比上年全年大幅加快。其中，出口增长19.2%；进口增长17.1%。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20.0%。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22.8%。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两年间，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始终保持良好贡献。那么，面对未来可能的石油冲击等因素，今年的进出口表现能否持续向好？为解答这一问题，需梳理过去2-3年进出口持续高位运行的成因。经梳理，其背后机制呈现多元化特征，具体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与指标特性相关，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出口表现强于进口。二是存在转出口等现象。三是对新兴出口目的地的拓展成效显著，一季度以来，对非洲、拉美等地区出口表现突出，尤其非洲地区——近两年来非洲经济比较活跃，且中非合作关系融洽，对非贸易已成为外贸新增长点。四是出口具备强劲的产业链支撑，核心得益于国内全产业链优势，呈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特征，例如近期受美伊冲突及欧洲“电荒”等因素影响，我国家庭储能设备在欧洲市场热销，储能产业出口表现优异。此外，全球AI产业“海啸”级爆发，为半导体、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产品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面临一定冲击，进而对就业产生一定压力，导致出现整体出口增速向好与部分行业出口受阻并存的局面。五是跨境电商商业模式的推动，跨境电商的优势一方面在于商品售价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是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这一模式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海外仓布局及国内数字化发展带来的大数据预判能力，也显著受益于航空物流支撑，所以，跨境电商的发展直接利好航空物流产业。

综上，进出口高位运行的成因多元化，意味着其调节机制具有多样性。当前石油价格上涨主要体现为成本输入性冲击，对上述五大调节机制的影响有限。据此判断，今年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良好支撑态势。

第二，实现“开门红”的重要支撑同样来自投资，其中关键因素是基建投资的大幅回暖。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8%，相比2025年全年下降3.8%大幅回暖，特别是如果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2%。回暖最为明显的是基础设施投资，随着“两重”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实物工作量加速形成，1—2月份，基础设施（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1.4%，增速比2025年全年加快10.8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9.6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0个百分点。但房地产市场目前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

第三，需求端的支撑还包括消费的回暖，主要呈现三大明显趋势。首先，消费下沉特征显著，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比2025年12月份加快1.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2%，乡村市场销售成为消费新动力。

其次，服务消费处于全线回暖进程中。1—2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1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1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增长4.8%。

最后，“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是消费的重要动力。1—2月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8%;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增长5.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3.3%，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销售延续2025年快速增长态势，增速超过两位数。

出口及基建的增长，带动供给端工业增速进一步回升。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较上年12月份加快1.1个百分点。在生产加快、产品价格回暖等因素拉动下，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3%，较上年全年加快4.2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较2025年加快14.6个百分点。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3%，较上年12月份加快3.1个百分点，为上年4月份以来最高增速。

总体而言，本次经济回暖的核心逻辑一方面是出口的持续上行，另一方面是政策推动下内需，特别是基建的持续回暖。

维度2：财政、金融政策持续发力

一季度宏观政策支撑力度充分，主要体现为四方面。一是财政支出，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3.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4.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3.5%。与此同时，民生领域是2025年财政支出的重点发力方向。但是要注意的是，债务付息支出当月同比增速在22%的高位。

二是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大幅回升，支出节奏较上月明显改善。1-2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8%；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6.3%。

三是政府债融资规模，2026年前两个月政府债融资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财政前置发力特征延续。

四是财政性存款，2月减少3500亿元，同比多减1.6万亿元，同样反映出财政支出靠前发力、稳增长“开门红”的政策导向。

维度3：新动能持续向上

第一，工业升级持续加速。1—2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较上年12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33.5%，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4%，拉动非常明显。1—2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9%，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6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3.5%，较2025年加快15.8个百分点。1—2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31.5%。同时，工业数智化转型稳步推进，绿色产品增势强劲。

第二，现代服务业展现蓬勃动力。1—2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2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7%，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8%。其中，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人工智能发展对于信息服务需求的拉动比较明显，1—2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1%，近2年信息技术行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第三，高技术产业投资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1—2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1%，增速比全部投资高3.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9%。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0%。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20.6%，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9.4%，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6.5%。“两新”政策带动效应持续显现。1—2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增速比全部投资高9.7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8%，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

第四，贸易结构持续优化。首先，多元化成效继续显现。前2个月，我国对于东盟、欧盟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0.3%、19.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20%。其次，新增长点不断壮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提升，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对外贸出口带动增强。1—2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4.3%，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24.2%。集成电路、船舶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出口增势良好。同时，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发展向好，也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点。最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1—2月份，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22.8%，快于全部进出口；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5.3%，保持较快增长。

综合上述分析，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在此背景下，核心问题在于一季度的“开门红”能够延续吗？对此，需放宽视野，将一季度经济表现置于本轮经济大周期中审视，明确其中的变与不变。这一分析思路既有助于判断一季度数据的延续性，也能为梳理本轮周期未来变化提供支撑。鉴于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明晰周期变化特征，也可为后续宏观政策设计提供依据。因此，判断一季度“开门红”的延续性，需以整轮经济周期为参考基准。

经初步梳理，本轮周期与历次周期存在显著差异，其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供给与需求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系统性错配，供给强需求弱，其中需求弱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累计同比增速和GDP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增速只有数量上差异，但是运行方向一直保持一致，其中，1990到1999年相关系数为0.78，2000到2009年为0.67，2010到2019年为0.75，2020到2022年为0.53。但是，从2023年以来，两者运行方向截然相反，相关系数为-0.23。

第二，供给强背后有市场型因素，更有政策扰动下的产量累积，这也促使我们对前一轮去产能的思路进行反思。

第三，需求端从外需扰动全面进入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足阶段。

第四，行业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和联动性特征发生明显变异，具体表现为行业上行期显著缩短、下行期明显拉长。

第五，经济主体行为日趋保守化和短期化，预期显著变弱。

第六，宏观政策效果呈现脉冲性。

整体来看，无论是供给端、需求端、产业端、主体端还是宏观政策端，本轮周期均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当前本轮经济周期无法简单套用以往经验，核心原因在于经济运行规律已发生深层次变化，进而造就了本轮周期的全新特征。

根据本轮周期呈现的新特征，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本轮经济周期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堵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供给端“内卷”加剧。二是微观降本增效收缩性循环，中国上市公司盈利数据显示，2025年三季报中上市公司利润增速显著高于营业收入增速。利润由营业收入扣除成本形成，利润增速显著高于营业收入增速，主要源于企业降本增效。对单个企业而言，控制成本、提升收益属于合理经营选择。但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一个企业的支出即为另一个企业的需求。若市场主体普遍采取降本增效策略，将导致社会总需求进一步收缩；社会总需求走低又会促使企业进一步强化降本增效行为，进而形成并加剧经济收缩循环。当前微观层面的降本增效逻辑，其宏观层面的负面冲击正持续显现。近期团队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开展的调研显示，国内多个重点行业2026年降本趋势较2025年更为显著，该趋势对下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冲击将明显强于2025年。三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四是地方政府收支压力加大。五是居民就业压力和预期疲弱。六是总需求传导机制失灵，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传统经济周期传导机制，即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带来需求和价格上升，进而带动利润和工资增加——资产负债表稳步修复——信贷扩张——拉动投资——推动经济上行的链条失灵，财政和货币政策资金难以有效进入经济循环。

根据本轮经济周期的新特征，可以看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的变与不变。不变之处在于，一季度经济运行逻辑与本轮周期整体运行逻辑保持一致，经济运行仍处于本轮周期框架内，未实现突破性转变，出口对经济的强支撑作用仍在持续；同时，本轮周期存在的各类堵点在一季度虽有局部缓和，但总体仍未消除。据此判断，2026年全年经济运行仍将延续本轮周期的整体特征。

变化之处在于，本轮周期中基建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较大，其成因较多，包括地方政府财力约束等因素。而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工程项目提前布局实施，叠加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有力支持以及预算内资金的保障，重大项目对基建投资的支撑力度显著增强，推动基建投资增速大幅回升。

基于上述分析，一方面，经济整体运行逻辑未发生改变，叠加基建投资增速回暖，将支撑2026年全年经济增速延续2025年总体平稳向好的态势；另一方面，市场对石油价格冲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可能引发的全球供应链与运输链冲击存在担忧，综合判断此类冲击主要表现为输入性成本冲击，对中下游企业影响大，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逻辑，反而由于国内完整的产业体系，为出口提供更多选择。经测算，即便全年国际油价维持在100—140美元区间，其对我国全年经济的影响总体可控。据此，一季度“开门红”具备延续性，预计全年经济增速维持在4.8%左右。

结合2026年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背景，需进一步回应核心问题：在“十五五”规划总体框架下，能否打通现有经济循环堵点，推动中国经济在“十五五”时期步入新一轮发展周期。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进一步剖析当前中国经济新特征及经济循环堵点的深层成因，在此基础上才能在“十五五”时期制定针对性政策举措并加以优化。

二、打破经济循环堵点的突破口——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分配体系

面对经济运行出现新特征，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经济发生了新冲击。我国经济在近年确实面对一系列新挑战。首先，2022年以来，伴随着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持续负增长，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房地产行业成为经济变化最显性的推动因素。其次，随着2021年之后土地成交金额陷入负增长，同时财政支出压力加大，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不断凸显。最后，居民资产负债表缩水，财富效应拖累支出。三大冲击交织之下，国内需求增速不断放缓。

但是，前述三大冲击无论是在冲击发生的时间点、名义与实际变量背离、消费强弱和行业运行特征等方面均不能很好解释经济运行新特征。我国经济运行新特征在2023年之后全面显现，但是苗头在2017年左右已经出现。首先，2017年名义价格上升没有带来实际GDP的复苏，意味着传统的宏观传导途径受阻，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正相关性开始变弱。其次，2017年后中国经济就表现出更广范围和更多层面上的分化特征。其中包括：各类价格指数及价格指数内部构成走势分化；行业复苏和利润增长分化；行业内企业盈利分化；景气运行分化；地区增长持续分化。再次，价格水平向产出总量传导不畅，国内PPI和CPI与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脱钩，起不到拉高利润，促进投资的作用，使得投资乘数等调节机制失效。最后，也是要特别关注的，从2018到2019年经济运行压力陡然增大，主要压力来自于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滑。

因此，2023年以来的资产负债表冲击等更多是一种周期性表现和结构放大器。本轮经济运行新特征是中国进入发展模式深度转型期，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和机制性变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原有交易关系破裂、交易模式失灵，新的交易关系和交易模式还在形成中，导致市场需求不足。

社会各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常提及招商引资、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债务等关键词，但上述内容仅为发展过程中的手段与外在特征，并非模式本质。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解释房地产、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规模地方政府债务等现象同步出现的内在逻辑，不应将现象本身等同于发展模式。综合各类现象可以发现，其背后存在一条核心主线，即地方政府资源的资产化模式，该模式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提升收益类，一是将地方政府的资源转化为资产，通过资产集聚生产要素，例如核心资源包括土地，土地资产化形成土地财政，并进一步发展为土地金融；二是将财政资源资产化，形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后续逐步发展为产业基金。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类，地方政府掌握的行政裁量权等资源，可通过相关方式实现降低和分散经济发展成本，例如农民工保障、社保缴费、各类限制性政策执行等等，同时也伴随部分经济运行非规范化现象。综合资产化发展模式的两个主要途径，政府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收益，降低成本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交易空间，从而有更多企业寻找到了盈利机会，推动了经济增长。

在此进程中，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来看，资源资产化发展模式潜力都会逐渐耗尽。在供给端方面，资产化过程会伴随着收益率下行和债务率上行，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不断下降。从需求端看，资产化模式不适合消费转型升级。资产化发展模式下，主要以商品生产为主，尤其是针对短缺型经济的快速积累期适用。随着需求端调整速度显著加快，服务消费多样性需求远远快于供给端调整速度，导致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放大总需求不足、供需错配问题更加严重。

综上，本轮周期呈现的诸多新特征，背后反映出经济循环存在新堵点，而新堵点根源在于原有发展模式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破解此类结构性问题，需在“十五五”时期明确政策方向与发展路径。针对资产化模式带来的问题，可供选择的路径包括：一是企业和政府违约，该路径不具备可行性；二是削减企业和政府支出，该路径同样不可行；三是大幅度增加政府税收，该路径也不具备现实条件；四是赤字货币化（央行资产增速快于非金融部门债务增速），该路径存在诸多约束；五是盘活存量国有资产（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该路径在现阶段具备实施条件，但其本质仍是原有资产化模式的延伸。

综合来看，最为合理的路径是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宏观层面从传统资产化发展模式转向产业升级驱动模式，微观层面从做大资产模式转向资产运营模式。

基于上述发展路径，需进一步探讨的是：在向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当前所具备的基础条件与面临的堵点。

首先，中国产业转型的内在逻辑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可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展开探讨。在理论层面，产业结构背后的市场内生力量可以分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需求端力量通过收入效应发生影响。经济发展带来人均收入提高降低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促进产业升级。供给角度的力量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发生影响。产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之后，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发生旋转，导致了消费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对价格变化背后是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进步差异与全社会资本深化。

在实证层面，利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定义产业结构，结果显示，只有收入效应起作用比只有相对价格效应起作用时对数据的拟合更好。这意味着在最终消费支出的定义下，收入效应的贡献更大，是各部门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变化的主要动力。这表明，传统中国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源于居民收入提高，即国民收入水平上升推动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步转型。

若进一步利用增加值的比重定义产业结构，结果表明，在中国1992年以来的结构升级过程中，收入效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相对价格效应的贡献较小；在2002年之后相对价格效应对整体趋势的贡献更大。上述结果意味着，整体来看收入效应仍发挥主导作用，但2002年之后价格效应逐步增强，这意味着2002年以来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持续加大。

综合上述两项结论可以发现，产业转型前期的核心动力为收入驱动，而这一驱动力的背后是经济高增长阶段的支撑；当前，产业转型动力更多依赖技术进步带来的相对价格优势。因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路径，必然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以下结合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机制，梳理当前具备的基础条件与潜在堵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创新经历过两个大阶段。一是“山寨”阶段，即“吸收——引进——再开发”阶段。在这一阶段，创新的核心是反向式设计。企业通过更改产品设计来削减成本，权衡产品替代方案，使产品功能遵循特定的成本结构。有时候，这个过程会牺牲质量和性能，在性能与成本中寻找一种动态平衡。反向式设计过程产生的产品类似于原型产品，但是通过简化组件、更便宜的材料以及更好的可制造性设计，以低成本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大规模生产。反向式设计保留了逆向工程的核心特征，产品开发过程基于现有产品或产品设计。但是，企业不是尝试复制原始模板，而是创建具有鲜明特征的新产品。我国成本优势并非主要源于较低的要素成本，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知识密集型变更产品设计的结果。反向设计加速迭代和跨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激烈竞争的市场之一。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让创业成为可能，专注产业链上很小的环节，不需要很多的资产，企业边界大大缩小，专业化企业形成新的商业信誉，信任合作形成行规，产业链得以高效运作，降低整个产业的运营成本，构成了难以匹敌的创新生态系统。一轮接一轮的转型衰退，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创新企业，孕育了一波波新兴产业。因此，中国的这一模式并非如外界所言会将产业锁定在低端领域，反向设计与组合式创新能够持续推动产业向新的方向演进。

上述为中国创新体系1.0阶段的主要特征，结合“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未来将逐步迈向2.0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依托包括：一是完整制造业产业链；二是与制造业高耦合度的研发；三是新型举国体制。未来实现转型突破的关键，在于打造中国创新体系2.0，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同步关注配套的分配体系。宏观经济学原理表明，宏观经济循环主要依靠收入分配调节，而非单纯依赖价格机制。从分配模式来看，主要存在两类需求驱动机制：一是利润推动型需求模式，即随着经济增长，利润占比提高推动国内需求；二是工资推动型需求模式，即随着经济增长，工资占比提高推动国内总需求。在地方资源资产化发展模式下，我国的总需求模式是利润驱动性。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工业用地、公共资源等的价格偏低，我国利润份额持续提升，劳动收入增速偏低。然而，随着资本边际报酬下降，投资动力将会逐渐下降，利润拉动的需求模式就成为了潜在增长率提高的限制，我国需要从利润拉动型模式走向工资推动型模式。基于这一结论，本次提出“双转型”方向：一是从资产化发展模式转向现代化产业体系模式；二是在需求端从传统利润推动型模式转向工资推动型模式。这意味着需构建全社会工资良性上涨机制，实现“十五五”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的目标。

三、政策建议

（一）短期：创新逆周期政策思路

第一，财政政策可以阶段性实施“以支定收”模式，保持足够力度。当前转型过程中，微观主体普遍呈现降本增效的收缩型运行逻辑，需通过政策对冲这一趋势。从当前现实来看，政府仍是对冲该收缩逻辑的核心主体，因此财政政策需保持稳定性，甚至可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

第二，货币政策以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为核心方向，进一步全面降准置换MLF，稳定流动性的同时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当前金融成本虽处于相对低位，但需维持社会融资成本的平稳运行，更关键的是稳定银行息差，因此建议货币政策将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作为主要方向。

第三，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加强政策协调，扩大政策空间。短期内的核心政策取向是进一步疏通政策传导渠道，提高政策传导效率，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房地产政策、地方政府债务和资本市场综合修复社会资产负债表，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第四，提升高品质服务供给，特别要以60后和95后为对象，提升居民服务消费。我国消费占GDP比重相对较低，但从“量”与“价”的拆分来看，并非消费“量”不足，而是消费“价”偏低。具体而言：一是食品等刚性消费的“量”已超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大宗耐用消费品消费“量”同样领先全球；三是基础性服务消费“量”也处于世界前列。核心短板在于高品质服务消费（即发展型服务消费）供给不足。围绕这一方向，建议重点关注两类人群：60后与95后。从60后群体来看，未来五年将集中退休，作为中国财富积累较为丰厚的一代，其背后的银发经济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当前社会对银发经济的认知多局限于养老服务，而银发经济的核心是“活”，即助力退休群体实现精彩的“第二人生”。例如，当前中国文旅订单中55%来自60-65岁群体，这表明相关产业的逻辑已发生转变，核心在于如何满足60后群体更高质量的生活需求。

从95后群体来看，“体验经济”“情绪经济”已成为重要消费趋势，消费逻辑正从功能性需求向情绪性需求转变。培育相关产业，既是推动经济转型、突破原有周期的重要路径，也是适应Z世代消费需求的必然选择。

（二）中长期：突出重点深化改革

第一，以营商环境和全国性资产交易市场建设为突破点，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未来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发展将更多依赖经营资产，而非传统模式下的做大资产规模。经营资产具有契约密集型特征，对营商环境提出了全新要求。建议进一步推进全国性资产交易，若仅依托区域性市场进行地方资产交易，将面临“缺乏交易对手方”的悖论，难以实现资产高效配置。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应聚焦存量资产交易的全国统一市场构建。

第二，盘活存量资产，推动“反内卷”。行业内横向、纵向整合，有助于快速优化资源配置，消除冗余产能，高效率实现“反内卷”。通过跨界并购进入新领域的跨行业整合，企业可以构建高质量的生态闭环。为此，要分类实施、探索多元路径。

第三，激发金融体系活力，建设多层次债券市场。并购重组等存量资产盘活行为需要多元化融资支持，通过构建多层次债券市场，提供组合式融资工具，可为相关业务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第四，推动长效化解地方债。坚持分税制改革方向，聚焦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在分税制方向上，转变政府职能，设立并扩大分类转移支付。分类研判各地政府债务的形成原因和特点，对于战略腹地，充分考虑其承担的国家战略职能，在政府债务化解上予以差异化考量与政策倾斜，拓宽政府行动空间，增强其融入国内大循环的能力。

第五，进一步构建好社会安全网。我国经济一直面对着高储蓄、高就业压力等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高速的经济增长解决相关问题，不断寻求到投资和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传统解决机制失灵，结构性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稳定机制，结构性失衡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信心下滑，进一步拖累经济。在结构转型期，相应职能需要更多由国家承担，降低社会和企业分担的成本。

（三）房地产政策：加强国家统筹，加快构建房地产市场新型治理体系

房地产市场供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以此为着力点，构建系统性的调整方案，短期加大力度稳地产，中长期妥善引导房地产行业转型。

第一，加大国家层面房地产统筹收储力度。国家层面设立统一的房地产收储资金，各地方申报项目，由国家层面收储。打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存在的“鸡生蛋、蛋生鸡”问题。

第二，加大中央财政支持部分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建议在推进城市更新规划、土地、融资等长期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财政补贴，为项目提供可盈利的运行模式。特别是老旧小区改造要与城市功能升级相结合，不再原址原建，而是用货币化模式消化存量住房，原址改作他用，综合处理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季度报告，与会嘉宾围绕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展开联合研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认为，分析2026年及“十五五”时期的中国经济走势，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2026年同样是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同样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对于2025年及此前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财政科学管理”一词不断出现在党和政府一系列文件当中，出现频率日益提升，已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应收尽收、能省则省”成为财政科学管理最重要、最基本的内涵。科学管理，特别是财政的科学管理能够产生政策效益。政策效益并非仅仅源于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质的改善。因此，“更加积极”既体现在财政政策所涉及的资金规模上，更体现在财政政策所涉及资金的使用效益上。

面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情况，需要关注以下四点。第一，当家要理财。不能只问事不问钱、只论效益不论成本。第二，政府部门“过紧日子”是常态化。不能把政府部门过紧日子当作权宜之计、临时之策，更不能只说不做。在诸多预算单位中，年终突击花钱、为花钱而花钱的现象，应高度警惕。第三，预算绩效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投资项目，其他政府项目也应该进行预算绩效评价，财政管理要向资金使用的全链条、预算单位的全覆盖拓展。业务流程要持续优化，支出标准体系要更加健全。第四，在“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财政科学管理，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话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要的经济数据普遍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在各个方面都呈现积极变化，具体表现为：供给端依然延续强劲增长态势；需求端出口韧性强劲；内需有明显边际改善，呈回暖态势；由于需求端边际改善好于供给端，原来“供强需弱”的格局有所变化，CPI、价格开始出现温和回升；由于价格回暖，企业利润开始回升。但是，当前经济仍面临内外挑战：外部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外需扩张放缓将增大内需压力；内部“供强需弱”格局未改，消费复苏偏弱、房地产市场尚未止跌回稳、民间投资仍然乏力，扩大内需任务艰巨。

基于此，需要政策发力与改革加力相结合推动经济回稳向好。一是加大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加快实施节奏，把该提前的提前，推进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二是增强货币政策支持性功能，用好各种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保持流动性充裕。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协同配合。三是以深化改革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放宽准入、理顺价格、吸引社会资本，提供更多差异化服务，以满足服务消费需求。四是用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更多投资于民生类项目、投资于人，使投资和消费、人力资本改善形成良性互动。五是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推动物价回归合理区间，摆脱持续多年的“低物价循环”，为国民经济营造良好环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认为，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压力主要源于过去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依赖，亟需通过“双循环”实现再平衡。在供给端层面，传统低附加值、低技术、低成本产业的竞争力已逐渐消失，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时期的关键抓手，也是规避各发展阶段潜在停滞风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路径。从这一视角来看，积极信号逐渐显现，我国专利数量已实现对主要经济体的显著赶超，在技术应用与扩散领域具备比较优势，且消费端创新蓬勃发展，本土快消新锐品牌开辟细分赛道，定价高于国际品牌，标志着脱离低成本竞争模式。展望未来，新增长模式需明确三大支柱：产业层面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需求层面立足居民收入提升与消费信心增强；国际层面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现有经济秩序更加契合发展中国家需求。

针对本轮非简单周期性的经济下行，政策需构建“宏观政策+行业支持+改革举措”的组合拳，核心在于保障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非短期GDP拉升。伴随经济转型，政府功能需相应调整：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需让渡部分资源配置权，重新厘清在创新支持等领域与市场的分工边界。此外，需将“投资于人”作为重要政策方向，其内涵既包括人力资本提升，也涵盖居民生活安全感增强，通过这一举措反哺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经济转型注入新动力。

91暗网 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价格作为本轮经济周期的标志性指标，微观反映市场供需均衡，宏观综合体现经济体现状与预期。美伊战争引发的地缘冲突虽推动国际油价短期飙升，引发航运成本与保险费用上涨，但从长期来看，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出口国及委内瑞拉产能重启等因素，决定了油价扰动的短期性。当前我国CPI正逐步企稳，市场期待此次输入型通胀能成为CPI回升的引擎，推动其向2%的合理区间靠拢，成为经济企稳的重要标志。

物价的长期合理回升需依托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供给侧方面，科技创新已成为核心动能，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改善供给质量和促进经济增长具备明确潜力。需求侧方面，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信心，需通过财富再分配突破分配瓶颈，可考虑实施“三个十万亿”举措：一是向居民发放补贴，二是解决债务置换，三是解决房地产问题。同时需强化供给侧管控，减少政府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型开支，消化住宅、写字楼等过剩资产，修复居民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唯有供需两端精准发力，既发挥技术创新的供给引领作用，又通过收入提升与资产负债表修复激活内需潜力，才能推动价格持续稳定在合理区间，为经济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中金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师缪延亮认为，尽管我国通胀水平已出现阶段性改善，但核心问题并非短期回暖，而在于这一改善态势能否具备可持续性。据彭博社针对中国CPI的一致预期，2026年通胀有望延续改善，但2027年改善趋势或将难以持续；PPI走势同样呈现类似特征。真正意义上的通胀冲击是市场形成物价持续上涨的一致预期，进而传导至劳动力市场引发工资上调，形成物价与工资上涨的螺旋，最终带动通胀预期持续向好、通胀水平稳步抬升。当前供给端冲击仅能在短期内对通胀形成正向拉动，中长期来看，我国正处于关键窗口期，关键在于将短期外部价格冲击转化为内生正向动能，把一次性价格水平冲击，转化为市场信心持续修复、通胀回升具备可持续性的长效支撑。

破解低通胀难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对冲金融周期下行，推进地方债务重组。地方化债不是单一依赖债务置换，更应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切实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助力其轻装上阵、高效履职。第二，促进就业，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鼓励和规范新型平台经济发展，充分释放其就业吸纳潜力；另一方面，加快发展长期护理保险，适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填补该领域未来庞大的人才缺口。同时，持续健全失业保障机制，夯实就业民生底线。第三，深化结构性改革，把握AI革命机遇支持创新。企业应作为创新核心主体，通过强化人力资本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对接高校与科研机构等上游顶尖创新资源；依托政府在法治框架、产权保护、税收优惠及财政信用担保等方面的制度供给，筑牢创新发展制度基础。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也需发挥关键作用，提供创新资本、分担创新风险、筛选优质项目并实施全周期管理。